我以为母亲与满怡的故事到此结束了,不料更精彩的还在后面。母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,她开始激动了——“抗战期间,为逃避包办婚姻,我与家里人断绝了来往,独自逃难到了重庆,找不到工作,连吃饭都成问题。走投无路之时,想起了远在美国读书的满怡,于是壮着胆子写了一封信,送到国民政府,请宋子文转交。他不仅将我的信转到了美国,也将满怡的回信转给了我,信中还附着10美元。她说她正在读书,手头没有更多的钱,请我原谅。”
母亲与满怡的又一次见面
窗外的光线渐渐地暗淡了下去,我与母亲的谈话已经持续了两个多小时。但我还是不尽兴,继续追问道:“你与满怡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哪里?”母亲沉思了一下,又讲起了她们之间的最后一段故事:
“那是抗战胜利之后,我回到上海。一天突然接到满怡的电话,说她也回国了,非常想见我,约我到永安公司的‘七重天’去见面。她的丈夫郭琳爽是永安公司的经理。我去了,是空着手去的。现在想起来都非常后悔,那时虽然没有钱,最起码也该买个花篮吧。结果,倒是她送我不少衣料,在座的还有她的三姐乐怡和四姐德怡……”60多年前的场景竟然历历在目,她详细地讲述了每个人的衣着和打扮,甚至相聚时所坐的位置:三姐坐在窗户前,四姐坐在门旁边……母亲眼角的泪珠终于滴落了下来,我则似乎感受到了她的心跳。
那天晚上母亲一直拉着我的手,她在感谢我——感谢我给了她一吐为快的“机会”,让她倾泻出了埋藏在心底数十年的秘密。而我望着她花白的头发,不由得想起了一件事情:那是1985年的秋天,母亲随父亲去重庆开会。返程途中轮船停靠在九江码头,她一个人悄悄地上了岸。她于晨曦中眺望着远方,眺望着她的故乡。她说她哭了,年近七旬的她流了许多眼泪。
在与母亲的这次谈话后不多久,我写了一篇小文道:“我想知道,这位张满怡女士是否还健在;我更想代表母亲向她及其全家问好,真希望二位老人能在有生之年再见上一面。母亲毕竟是从张家抱回来的,她忘不了那个能闭上眼睛的洋娃娃,它为幼时的母亲带来了无限的欢乐;她更忘不了战火纷飞中的那张10美元钞票,它着实为饔飧不继的母亲救了一把急……”
母亲读完后轻轻地摇了摇头说:“你不明白,我真正感念的不是这些,而是张家的父母,他们一点儿也不‘重男轻女’,5个女儿全都读完了大学——这在当年来说,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!”我赧然了,我最终还是没能真正读懂母亲的心……